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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民间金融应区别对待分类管理

近一时期,特别是今年以来,阳光化规范化民间金融,不仅在政策上予以保障,而且在改革创新上屡有不凡之举。本周,大打“民间特色”牌的广州民间金融街揭幕并开业,其集聚一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等民间融资机构及各类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希望在金融改革方面取得新突破,为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创造经验、提供示范。民间金融阳光化之后,如何进一步规范发展,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管理,已经成为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话题。为此,记者采访了工商银行金融研究总监、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本报专家组成员詹向阳。


记者:作为金融改革创新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和最具发展潜力与灵活性的金融形式,民间金融呈现什么新特点?


首先,规模庞大,但其总量难以精确统计。


与正规金融不同,民间金融虽经多年发展,我们仍然只能通过典型调查数据来了解其总量。根据中金公司的报告,2011年中期民间借贷余额大约是3.8万亿元,相当于银行贷款余额的7%。但如果我们以点推面,就会得到远远高于这一数字的结论。根据当地人民银行、商务局等机构提供的数据,浙江、山西等地民间借贷占当地GDP的比例大致都在15%左右,而在民间借贷较为发达的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这一比例高达38%和75%。即使我们按照15%的较为保守的比例推算,2011年末全国民间借贷的总量都会高达7.1万亿元的水平,相当于正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13%。


其次,民间金融构成复杂,由于民间金融活动常常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为法律所不容,因而表现形式往往较为隐蔽,大部分处于非常隐蔽的状态。


再次,涉及的地域和主体广泛,影响面大。民间金融活动的“热点”地区已经由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以及内蒙古、山西等资源密集地区向更广泛的区域蔓延,中西部等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间借贷也非常活跃。民间金融活动涉及的主体非常广泛:从资金需求方看,多是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从资金供给方看,不仅包括上述各类民间金融组织,还包括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主、农户乃至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涉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


记者:正规金融体系在满足实体经济需求时存在的不足,是否应该成为民间金融未来规范发展的空间?


正规金融体系在满足实体经济需求时存在着“缺位”现象,主要体现为存在数量性和结构性缺口以及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有限。


数量性缺口主要是指在央行收缩流动性时,正规金融体系可能无法满足所有合理的融资需求。而结构性缺口则主要指金融体系的设计与三农、小微企业等弱质主体的金融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匹配的情况。例如最受关注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目前我国缺少专门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小型商业银行,大中型银行在满足这种分散性资金需求时又存在着手续繁琐、进入门槛高等问题。而民间金融具有信息优势、成本优势、手续灵活简便等优势,可以成为小微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弥补正规金融体系在满足实体经济需求时存在的不足。


近年来,民间蕴藏的资金能量非常巨大,但却面临着投资渠道匮乏的尴尬现象。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工具有限,不能满足民间资金多元化的风险收益偏好。就存款而言,银行储蓄吸引力不足导致资金分流严重;另一方面,虽然“新36条”明确提出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但民间资金在很多投资领域中还会面对“玻璃门”、“弹簧门”等障碍。从这一角度看,民间金融通过开辟更多元的投资途径,为大量闲散社会资金寻找出路的行为,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记者:作为正规金融体系的补充,民间金融阳光化之后,如何对其有针对性地加强管理使之发挥作用?



我建议对不同性质的民间金融活动,要区别对待,分类管理,既不能一棍打死,也不能全部放开,要在宏观管得住的前提下有区别地逐步放开。目前的民间金融的主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合理且合法的,例如借贷双方当事人意思明确,借贷行为合法,借贷利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民间借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第二类是合理不合法的灰色金融,虽为现行法律所不容,但却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例如一些民间集资、金融合会、小额信贷和私人钱庄等。这两类是属于“管得住”的民间金融组织,要在管得住的限度内予以适当放开。一是要在法律上赋予其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二是在明确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和职能,完善准入和监管制度的基础上,督导民间金融组织尽快建立起规范的财务制度、内控体系和治理架构,硬化其监管约束和风险约束,引导合乎条件的民间金融组织由非正规金融逐渐、稳步地演变为正规金融;三是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为其营造健康发展的环境,包括构建民间金融风险的预警和宏观管控体系、建立小型企业贷款担保体系、征信机构和存款保险制度等。第三类是属于非法高利贷和地下钱庄,应坚决予以打击,严禁它们对经济金融产生负面影响。